“不管多久，”棒梗开口了，声音不大但很稳，“先把今天过好再说。”

赵红梅看了他一眼，嘴角往上翘了翘，那表情有点像在车间里看见一个学徒抡镐的姿势还不错。“行啊，你小子来这几天成熟了不少。”

她转身朝知青宿舍走去，走了几步又回头扔下一句，“明天上工别迟到——你要是再睡过头，我可不会让大宝叫你。”

棒梗站在老榆树下看着她走远，忽然觉得这个女的是他在东花园大队认识的第四个人——第一个是教他抡镐的老农民，第二个是借他信纸的陈学文，第三个是邮电所那个看似冷漠其实热心肠的老头，第四个就是这个动不动就要拍桌子吵架的赵红梅。

这些人跟他以前在胡同里混的那些半大小子不一样，不偷废铁，不打群架，不会围着铁皮喇叭喊口号。他

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熬着，有的是看书，有的是骂人，有的是在手掌磨出茧子之后继续抡镐。他忽然明白了沈莫北和秦淮茹为什么一定要让他下乡——不是要惩罚他，是要让他看看这世上还有另一种活法。

回了宿舍他把省下来的半根蜡烛放在枕头底下，又把阎解旷给的那颗水果糖拿出来看了看。糖纸已经磨得褪了色，花蝴蝶的翅膀都模糊了。

他不知道阎解旷到山西了没有，也不知道刘光福在延安怎么样了。走的那天卡车上说好了写信，可到现在他也没收到他们的信。

也许他们的信也在路上，也许他们也正坐在煤油灯下咬着笔杆不知道该怎么写第一句。

东花园大队的冬天来得比棒梗预想的要早得多，十一月中旬下了第一场雪，雪不大，薄薄的一层铺在黄土地上，像是谁在上面撒了一层盐。但风大，从西伯利亚一路灌下来的北风没有任何遮挡地刮过黄土高原，刮在人脸上像刀子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