瓦尔特站在护士台前，在沉默了一小会儿，这才开口说：“老师，我今天来，是想跟您说一件重要的事。”

哈塞医生注意到他话里的停顿，脸上的笑意收了一些，但表情仍然温和：“可以在这里说。”

瓦尔特深吸了一口气，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平稳。他说：“我可能要辞去夏洛特医院的工作了，最近有另外一个工作机会，嗯，是替政府做一些事情，具体情况目前还不好细说，但时间上会占用得比较多，恐怕不能再像现在这样定期来医院值班了。”

他没有说“外交部”，没有说“情报”，只说了“替政府做一些事情”。这个措辞是他提前想好的，也算足够模糊，又不至于让哈塞医生觉得他有意隐瞒什么不光彩的事。

在1904年的柏林，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医生离开临床岗位去“替政府做事”，并不是什么稀罕事。那些医学背景的人出现在行政、军事甚至外交部门里，这在当时的德国并不少见。

事实上，德国的文官制度源于其本土深厚的历史传统，最早可以追溯到普鲁士时期（17至18世纪），由腓特烈·威廉一世和腓特烈大帝等人建立。

普鲁士文官制度的核心特点，是强调专业化、考试选拔、绝对服从，以及终身制。这套制度是德国自身行政现代化的产物，甚至在某些方面比英国更早实现了专业化和制度化……

哈塞医生听完后，表情似乎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。

“哦，这样啊。”哈塞医生慢慢点了点头，然后笑了一下，是那种带着点无可奈何的笑，

“说实话，我感觉有点惋惜。你在这里虽然时间不长，但是做事仔细，病历写得清楚，大家都说你医术高、脾气好。这样的好医生可不好找。”

瓦尔特没有接话，他的内心是非常感谢哈塞医生，在自己最落魄的时候，是眼前的老师帮助了自己。不仅如此，哈塞医生还顶着来自柏林医学院高层的压力，坚持聘用右手残疾的瓦尔特，成为夏洛特医院的实际住院医师。

哈塞医生继续说，语气里多了一分理解。

“既然是为政府做事，那肯定是正途了。你还年轻，趁着现在多试试不同的路，也不是什么坏事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