针对崔侍郎等人暗中策划的舆论攻势，叶明选择了正面迎击。

督办司的“文案小组”在孙主事的带领下，高效运转起来。

他们不再满足于之前那种零散的市井故事，而是开始系统性地整理、提炼新政推行以来的各项成果，并着手编纂那份被叶明称为“实证录”的综述报告。

这份报告要求极高：每一条陈述必须有据可查，或是官方审计数据，或是地方官府核实的记录，或是第三方的可信证言。

叶明亲自审阅大纲，确定分为“吏治清明”、“民生改善”、“经济活络”、“技术革新”四大篇，下面再细分漕运、仓储、织造、审计、水利等具体章节。

“我们要用实实在在的数字和事例，筑起一道堤坝，抵挡住那些空泛的指责。”

叶明对孙主事强调，“比如漕运篇，不能只说‘效率提升’，要写明通州码头在试行新章程后，日均卸货量增加了多少石，漕工人均月钱提高了多少文，损耗降低了几个点，最好能有对比账目摘要。”

“织造篇也一样，皇庄工坊吸纳了多少女工，平均月钱多少，所产‘标准布’市价几何，较往年同类布匹价格变化多少。这些细节，比任何慷慨激昂的辩驳都更有力量。”

孙主事深感责任重大，带领手下吏员，一面联络各地调取核准数据，一面派员实地走访，记录那些受益者的真实声音。

通州码头上，老漕工掰着手指算家里今年多添了几斤肉；皇庄工坊里，年轻妇人展示着用自己工钱给孩儿买的新衣；

京郊农户念叨着盼“平准仓”快建起来，好让谷子卖个公道价……这些鲜活的故事和确凿的数据被一一采集、核实、编录。

与此同时，叶明也通过太子李君泽和自己在士林中逐渐建立起的人脉，开始为即将到来的“曲江文会”布局。

他拜访了国子监几位思想开明、注重经世致用的博士，与他们探讨新政理念与儒家经典的契合之处；也接触了一些在地方任职时颇有政声、对积弊深恶痛绝的“实干派”官员，邀请他们为“实证录”提供案例或撰写评论文章。

当然，这些动作不可能完全瞒过对手。